两次诺奖得主鲍林对维生素C的研究
早在20世纪70年代，伟大的科学家、两次诺贝尔奖得主鲍林就提出维生素C可以治感冒并在治疗癌症中有重要作用。鲍林关于维生素C的观念当时引起了医学界的争议，就像我国现在大多数医生和老百姓不接受大剂量维生素C一样。本节来讲一讲有关鲍林对维生素C的研究及医学界的争议。你读完这一节，应该会认为，医学界的一些权威以自己在医学领域的地位，颠倒黑白，阻止有利于人类健康的科学知识的传播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。有这样的说法可能没错：一些西医权威是人类医学科技进步的绊脚石，是20世纪以来人类疾病高发的始作俑者或罪魁祸首。
鲍林这个人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可能很陌生。然而就世界范围来说，他是一个知名度相当高的科学家。他曾在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两次独获诺贝尔奖，这在迄今为止的多位诺贝尔获奖者中是独一无二的。年，鲍林因在化学领域的卓越成就而荣获诺贝尔化学奖；年，又因在禁止核武器、争取世界和平方面的巨大贡献，而荣获诺贝尔和平奖。著名英国《新科学家》杂志将他列为人类有史以来最著名的20名顶级科学家之一，并排名第二位。
然而，鲍林也是一个颇具争议的科学家，其中争议最大的，集中在他对维生素C的态度上。有许多科学家赞成他，支持他，但也有不少医学专家反对他，贬低他，甚至嘲讽他。
鲍林与维生素C的缘分始于年。这年，他已有65岁，在纽约市为他举行的“卡尔·纽柏格奖”颁奖典礼上，鲍林应邀致辞。在讲话中他说道：这辈子还想做许多事情，还想看到科学和社会的新发展，真希望能多活15-20年。
过了几天，鲍林收到斯通博士（在本讲座第4节中讲了斯通博士提出维生素C缺乏是人类遗传基因缺陷）的来信。信中说，在颁奖宴席上，有幸与与您大科学家见面并听到您的讲话。他希望鲍林如愿以偿。斯通随信给鲍林寄了一份营养素特别是维生素C用量很大的营养处方，并称，这种维生素摄取法的处方，是他30多年的研究成果。他向鲍林保证，如果按此方案养生，特别是大剂量服用维生素C，他保证鲍林可以健康地再生存25年（实际上鲍林活到94岁，从他65岁这年算起继续生存了29年，而且鲍林活得很健康，到90岁还揭秘了人类冠心病）。
凑巧，当时鲍林手头并没有特别紧迫的课题，他决定严肃认真地按斯通的建议去做，他敏感地意识到，这起码还是个科学问题呢。不久，鲍林夫妇发现，期通的营养处方十分有效，他们不仅感到身心舒畅，精力充沛了许多，而且从这以后患感冒的次数开始大大减少，感冒的严重程度也大为降低。从此，鲍林将其在科学界的声望置之身后，转而成为斯通理论的信徒。从此，鲍林的又一次人生征战——“维生素远征”开始了。这一点，很多科学家是做不到的。有些科学家太注重自己的名望，不愿与主流观念对峙，哪怕他非常清楚主流观念有错。有些科学家太注重经济利益，以自己的科学家名望，为企业当代言人，哪怕企业的产品并没有实际功效，甚至对人类有害。
年，鲍林应邀参加一个庆典，并得到10至15分钟的时间进行讲演。在简短的讲演中，鲍林根据自身的体验，提到维生素C有预防感冒的价值，对医疗和身体健康都很重要。当时的报纸刊登了他的讲话。
之后，鲍林收到一位著名临床营养师维克多·赫伯特博士的来信，信中以极强烈的措辞攻击鲍林关于维生素C的陈述，信中说：“你企图支持维生素庸医骗取美国公众每年成亿美元的血汗钱吗？你可以给我做一项双盲实验，以显示维生素C能战胜感冒吗？”
鲍林当时回信给这位专家说他不能，因为他尚未查阅过任何文献。这件事深深地刺痛着他。鲍林决心查阅一下医学文献，他一共发现6篇双盲试验报告，而且每份报告都显示，维生素C比安慰剂有预防感冒的价值，效果平均为三分之一。
鲍林又写信给这位专家，告诉他已查阅到若干文献，证明维生素C有预防感冒的功效。鲍林还告诉他，年瑞士里泽尔博士有一篇研究报告，请他查阅。鲍林以为，事情到此也就划上句号了。
然而，这位专家回信说自己忙于业务，没空查找里泽尔的资料，实在抱歉。于是，鲍林将资料复印后寄给他，以期专家不再“抱歉”。专家收到资料后回信说，他并未被里泽尔的研究所打动。鲍林感到奇怪，于是写了一封回信：“你未被里泽尔的研究打动，我也未被你的话打动。总之，里泽尔的研究表明，服用维生素C的孩子，比服用安慰剂的孩子患感冒的要少三分之二……论文的这一数据具有高度的统计学意义，你不能只说一句你未被打动……你总该说出原因吧。”专家回信说，里泽尔的报告没有受试对象的年龄，性别……这是不真实的。
鲍林告诉他，报告用德文写得很清楚，这些孩子的年龄均在10岁左右，是男孩。
专家回信说，研究中有两处滑雪营地，也许里泽尔给一个营地的孩子维生素C，另一个营地的孩子安慰剂，而两个营地本身可能有许多差异。
于是，鲍林致函给当年从事这项双盲试验的里泽尔博士询问此事，里泽尔回信告诉鲍林详情，阐明了试验的可靠性。然而，那位专家赫伯特博士后来一直发表文章和讲话，无视已有的证据，声言超剂量服用维生素C没有一点益处。鲍林对其言行十分恼火，下决心要在这方面进行研究。
鲍林对医学的贡献是十分巨大的。但当他真正涉足维生素C与感冒的关系时，医学界的权威竟以为他只不过是个化学家和诺贝尔奖获得者，各种批评纷至沓来。
当时营养学界的权威是哈佛大学医学院公共卫生系主任斯塔尔博士，他是公认的医学界在营养领域最重要的发言人。由于他与许多知名的仪器工业公司订有合约，所以又成为食品工业界最有权威的发言人。
年，在斯塔尔任编辑的《营养评论》杂志上刊登了一篇没有署名的短文，文中提到许多有关维生素C与感冒问题的研究，结论是：维生素C对健康人患普通感冒是否有预防或治疗效果尚无定论，也没有证据能说明，维生素C有一般的抗病毒或预防的效果。
年11月，斯塔尔在医学期刊《护理》上发表了一篇关于维生素C的文章，文章集中火力批判鲍林，认为鲍林的论点是没有事实根据的。说鲍林服了维生素C之后，即使真的减轻了感冒，其原因也纯粹是因为鲍林老了，因为老年人较少得感冒。实际上，斯塔尔博士的这一观点就站不住脚。总的来说，老年人比较重视冷暖，比年轻时更在意自己的健康，所以他们才显得较少得感冒，但老年人的免疫力下降是自然规律，在同等环境条件下，肯定比年轻人易患感冒。斯塔尔说：“维生素C可以防治感冒的观点，20年前就受到批驳。我要告诉你们一个精心研究的结果：在明尼苏达大学，对名大学生做了为期两年的医疗试验，让一半人服用大剂量维生素C，另一半服用安慰剂。结果表明，他们患感冒的频率、程度以及持续时间都没有什么差别。”
斯塔尔博士提到的这个研究，是指年考恩等三人进行的试验。鲍林重读了这篇论文，发现参加试验的学生仅有人左右，根本不是人；试验进行了半年，而是不是两年；日服量仅仅mg，不能算作大剂量。即便如此，试验仍发现，服用维生素C的学生，人均感冒天数比未服用的学生少3%。只是因为从事这项研究的考恩等人认为效果仍不明显，所以出现了相反的结论。
鲍林想到历史上曾有多次重大科学发现被忽视，被束之高阁。比如，青霉素在年就被弗莱明发现了，弗莱明当时就指出了青霉素的抗菌作用，但是直到年，这一重大发现才被其他科学家再次挖掘出来，并用于临床治疗疾病。
更为早期的一个事例是对产褥热的防治，美国作家霍姆斯早在年就发表过文章，认为产褥热是接触传染造成的，并建议医生完成一次接生后应把手洗干净再做下一个。然而，他却遭到人身攻击。年，匈牙利医生塞麦韦斯建议，接产医生在两次接生之间要用含氟消毒水将手洗净。在他自己的维也纳诊所和后来的布达佩斯诊所，产妇的死亡率从可怕的16%下降到1%。然而很长时间里，其他医生都反对他的这种主意，这使他非常苦闷，以致精神失常。
鲍林认为，20世纪的20～30年代，各种维生素相继被发现，并被认为是维持生命健康所必需的营养物质，这是科学对人类健康所做出的最重要贡献之一。然而，这些重大科学发现在人类健康上应起到的作用，却被大大地忽视了。所以鲍林大声疾呼：“我们不仅进入了原子时代、电子时代、航天时代……我们还进入了维生素时代！”
鲍林查阅了大量资料后发现，维生素C与普通感冒等疾病的研究,早在维生素C刚刚被鉴定为抗坏血酸后不久即已开始,大约在年左右。最早的一项研究是由哥伦比亚的琼哥布鲁特进行的，他发现大量摄入维生素C可以使病毒失活。其后，克兰纳医生在琼哥布鲁特发现的鼓舞下,又进行了大量的医学应用研究，他也证明，大量摄入维生素C可以使病毒失活。而感冒是由病毒引发的，此前已为科学家所证实。
研究维生素C与防治感冒关系的双盲试验，当时已有6例。尽管服用量普遍偏小，但仍显示出维生素C对防治感冒有一定的作用。虽然多数研究者在总结中得出相反的结论,但试验获得的数据是不能改变的，也最有说服力，只有一例试验用量达到每天毫克，这项试验的研究者则肯定了维生素C对防治感冒的作用。这就是前面提到的瑞士里泽尔的试验。
鲍林仔细分析了这些报告后发现，原来，一些医学科研人员限于他们的观念，对实验结果做出了错误的判断和结论。比如，年的一个实验就是这样。实验结果观察到，服用维生素C的一组比对照组感冒发病率下降15%，严重程度下降19%，持续时间减少31%。应该说，这些数据在统计学上是有意义的，不应被忽视。但主持这个实验的三位医生却忽视了这些结果。刊登在美国最权威的医学刊物《美国医学学会期刊》的论文中，避而不提这些事实。结论中只有一句话：“这一对照研究未能说明大剂量维生素C对上呼吸道疾病的发病数量和严重程度有任何重要作用。”其它几个报告也有类似的情况。
鲍林认为，每天服用维生素C的剂量仅为毫克，不应算作大剂量。另外，他们之所以对研究结果这样处理，可能是出于谨慎，以为除非有大而明显的效果，否则还不能认为维生素C对防治感冒有效果。
今天回头来看，这中间还另有原因。当时，维生素C已被划归药物，每片含量只有60毫克（当时美国对维生素C的推荐量）。毫克已有3片之多。按照人们对药物的理解，两三粒药片就应起很大的作用，这才叫有效，所以，3片都吃下去了，感冒发病率才降低15%，不能算作有效。
鲍林意识到，在维生素C预防和治疗感冒问题上，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。一些人持肯定态度，而另一些人（大多数医生和营养学家）则持否定态度。鲍林对有争议的总是特别敏感，抱有强烈的好奇心，具有敏锐的洞察力。
同一个实验，同一个结果，但对鲍林看来，却有不同的结论，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，两次获诺贝尔奖的鲍林博士有深邃的洞察力。
年，鲍林将自己从年开始对维生素C与普通感冒的研究整理总结，撰写并出版了《维生素C与普通感冒》一书。该书于当年12月出版，一上市就受到广大读者的青睐，成为当年最佳科普图书，获得菲贝塔·卡帕奖。该书受欢迎的程度令人惊讶。鲍林再次成为电台、电视台的嘉宾，邀请他讲演的信函如雪片般飞来，报刊杂志等媒体不断采访，令他应接不暇。药店的维生素C存货被如饥似渴的民众购买一空。从年到年，美国维生素C消耗量从17吨增长到吨。
这一新的浪潮引发了一场全球范围内维生素C供应商的竟争，继而刺激精细化工厂家和制药厂家（主要是美国、欧洲和日本），扩大其批量生产维生素C的能力，降低生产成本，以求价格更低。
《维生素C与普通感冒》一书由于十分畅销，年和年曾两次再版。年，针对可能爆发的流行性感冒（学名“猪流感”），鲍林又将此书内容扩展后再次出版，书名改为《维生素C与普通感冒和流感》。由于出版及时，广大民众普通进补维生素C，从而提高了自身免疫力。这年冬天和翌年春天，流感并未爆发，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，但鲍林显然功不可没。
在初版《维生素C与普通感冒》一书推出后，有些读者说，他们平时易感冒和流感，而现在按照鲍林的说法去做，他们惊讶地发现自己现在很少感冒了。他们还说，维生素C有许多其他好处，如明显提升免疫功能，促进创伤愈合、骨折复元、精力恢复，有助于战胜过敏、减轻痛苦、解毒、克服药瘾。它还能迅速治愈难以治愈的传染病、恶性皮下出血、牙龈炎、植物刺毒、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，以及其他更严重的急慢性感染。
《维生素C与普通感冒》一书出版以后，一些科学家继续进行双盲实验，其中，最严格最引人注目的一项实验，是年在加拿大多伦多完成的。
多伦多大学营养系主任约翰·比顿博士以前曾发表过一篇抨击鲍林《维生素C与普通感冒》的重要评论。随后，鲍林回敬比顿一封信，请他接受挑战：“倘若对我的论点表示怀疑，最好请你做一项科学实验。”
比顿接受了挑战。他与另一位著名流行病学家泰伦斯·安德林都希望以他们在医学界的声望驳倒并戳穿关于维生素C的论点。他们特别仔细严谨地安排了一项双盲随机实验，并一致预言：“鲍林，或者至少他那一套关于维生素C的谬论，这下该收场了！”
这项研究的参与人数多达人，都是志愿者，其中位一直坚持到实验结束。他们中的一半人每天给予毫克维生素C，另一半则给予安慰剂，两种粉剂均用胶囊严密包装，专人监督服用。所以，无论受试者本人还是在他们之间，都不知道自己吃的是什么，甚至参加实验的医生也不知道受试者吃的是什么，所以叫“双盲”。后来还进行了抽查，证明保密措施非常有效。
实验结果完全出乎所料，服用维生素C者因病不能上工或上学的人数比对照组少30%。安德森后来说，“坦率地说，当我们着手这项实验时，都一味想着给大剂量使用维生素C的做法泼一瓢冷水，对鲍林的理论我是一字不信，但结果一揭晓，真是大出所料。”
安德森随后还做了另外两项关于维生素C的研究。他发现，这种维生素对其他疾病甚至比对感冒更有效。年，他在给加拿大医学会杂志的报告中写道：“当下已无庸置疑，补充维生素C的确可减少冬季得病的机率。”
尽管维生素C对防治感冒有益的报告已为数不少，但医学界，特别是美国医学界的权威机构对此仍持反对态度。年，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亲自做了一次双盲实验。说来也奇怪，实验结果宣告，维生素C对预防感冒无效。整个医学界不顾比顿和安德林的实验结果，认为这次实验击败了维生素C倡导者，所有的争论该就此告终了。
鲍林对国家卫生研究院的实验进行了分析。他首先注意到的是，实验只有人参加，仅为多伦多实验的三分之一。任何一个统计学家都懂得，在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，样本数越大，结果越可靠。安德森博士在他的研究结果揭晓后曾说过，当时有意识地选择那么多人参加是因为，“要拿到否定的结果，必须有大量的人数参加。”国家卫生研究院的本意与安德森同出一辙，但却遗忘了这一重要原则。其次就是样本本身的性质。所有参加实验的人都是该研究院的职员。由于其中许多人对维生素C本来就持有成见，甚至有可能知道这个实验的目的，因此，样本本身就有问题。即便如此，仍然观察到显而易见的差异，服用维生素C的一组得感冒者比对照组少6%。
《维生素C与普通感冒》出版后，鲍林收到大量来信。鲍林对公众来信非常重视。然而，当鲍林谈到这些来自公众的个人经验时，许多科研人员和内科医生却说，这些是逸闻，并不能说明什么。但鲍林更加坚定了要维护维生素C和其他微量营养素多方位价值的信念。
鲍林知道，从生物化学的角度看，每一个人为达到健康所需要的营养素的量是不一样的。他相信，编写一份个人报告将积累一组数据。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，鲍林在认识论方面有自己独到的见解，他颇为重视经验的作用。这其中，包括他自身的体验，也包括欧文·斯通、克兰纳以及圣·乔治的亲身感受。
由于《维生素C与普通感冒》这本书的出版发行，鲍林掀起了一股世界范围的维他命旋风，一时间，维生素和保健成了公众的热门话题，而鲍林则成了世界范围内维生素C拥戴者的旗手。他的书被译成八种文字，在许多国家出版。
鲍林“入侵”营养医学领地，在医学界和科学界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。有人认为，鲍林已经步入老年，或许已经成了老糊涂。有人认为，鲍林不是医生，而是一个退休的老年科学家，已经失去深刻的思维能力。还有人更认为，鲍林是“捞过界”，与他人争饭碗，跨入了自己不懂的营养学领地。
果真如此吗？其实，鲍林对医学的贡献是十分巨大的。从年，鲍林先后研究过血红蛋白和其他蛋白质的结构和性质、抗体的结构和免疫反映的实质以及镰状细胞贫血症，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。他破解了蛋白质的螺旋结构，并因对整个化学的贡献而获诺贝尔化学奖。他发现镰状细胞贫血症其实是一种分子疾病，而分子疾病这个词也是他首创的。
从年开始，鲍林对精神分裂症进行了分子生物学的基础研究。此前，他还专门研究过麻醉现象。正是这些研究工作使鲍林对维生素发生了兴趣。
鲍林特别擅长跨学科领域的课题，他一生有48个博士学位，他的知识既广博又深入。就拿维生素C与感冒的研究来说，它涉及认识论、进化论、统计学、免疫学、流行病学、营养学。双盲实验就属于流行病学的范畴，流行病学又离不开统计学，而统计学实际上又是数学。
鲍林对维生素C的研究，最初完全是通过调查、检索现有资料进行的，这也是一种重要的研究手段。鲍林自己并未做双盲实验。由他组织做也不合适，因为他的观点很明确，维生素C可以防治感冒。为避免在实验中掺入自己的主观因素，最好的办法还是由“挑战者”实施。其实，比顿和安德森的实验已经够了，已经说明了一切。
主要资料来源：张科生《维生素C发现之旅》、《科学家文库鲍林》、《新营养学与健康长寿》、《维生素C与普通感冒》、《癌与维生素C》。
郑家福健康无价，用知识指导健康。